生物学史是一个思想斗争的历史。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一般所谓“达尔文主义”,也称作达尔文的学说或进化学说)。他彻头彻尾地和物种神创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即物种有变化,本不是达尔文首先发现的;进化学说,也不是达尔文创建的,在他以前已有着漫长的历史。
不过达尔文加上他观察所得的新材料,总结和发展了进化学说,提高了它的科学说服力,由此建立了所谓生物学的真正科学的基础。达尔文的学说代表了19世纪初维多利亚王朝的时代特征,工业革命取得飞速发展,自然科学也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并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学科,如微生物学,地质学,博物学,比较解剖学,医学,生物分类学等等,人类面对无尽奇妙的自然界越发惊叹却无法说明这一切奇妙的源头,达尔文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加上自己多年潜心研究,为自然界一切生命发展演变提出了他认为近乎完美的假设,即自然选择和变异,学说一经发表便得到博物学家的广泛支持,当时的科学研究者限于时代的限制,认为他的学说是最符合逻辑的,这是达尔文的真正功绩。他说出了当时代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取向,代表了整个时代的科学观和世界观
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有历史局限性,虽含有不完善的缺点和杂有唯心论的错误,但进步性和革命性是主要的。达尔文的宇宙观主要是唯物的,只有一些观察得深切一些的要点,反映出一些辩证唯物论的见解,但也只是不纯熟不完善的。
进化论在古希腊时代已初具胚芽,到了18世纪,法国的布丰(1707-1788年)更具体地提出了进步的见解,说明生物能因生活条件改变而发生变化,特别可因驯养和栽培而改变。不过他这样说了一说,即受到宗教的逼压,1751年布丰不得不公开宣布放弃这种科学的信心。
到了19世纪,法国拉马克(1744-1829年)在1809年出版了他的《动物学的哲学》,他宣讲了生物进化的理论,确切地说明生物的种是会变异的。拉马克的进化理论主要方面是进步的、革命的。
但拉马克的学说不是全部健康的。他说动物的器官不使用即退化,多使用则发达的话是有理由的,但他认为“愿望”这种心理作用在进化中占重要地位。例如他解释像鹤一类长项颈、长胫脚的鸟时,他说它们不喜欢浮在水面上,又不愿意让身子没入水边的淤泥里,经常竭力伸长它的腿部,遂形成了踏“高跷”的样子的长胫。同样,因为这类鸟不愿意把身体浸湿,遂伸长了项颈去捕鱼,项颈遂伸得很长了等等。显然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属于主观臆测。
讲到进化学说时,不能不讲到法国的居维尔(1769-1822年),他是反进化论者,但在进化学说的发展史上却需要说到他。居维尔专长比较解剖学,很了解动物个体各部分间相互关系。他认为动物体是统一的独立的系统,每一部分决定着另一部分甚至于全体。因此他相信只要根据一块骨头就可以推断整个动物的体形。这种道理是重要的,但他的这种见解不是和真正的科学原理相结合,却和神造说相结合的,他以为这种结构是不变化的。
对于进化论发生强烈影响的是居维尔的激变论。他认为地球上已经过多次激烈的灾变,灾变一来,大部分生物都死亡了,只有少数能残存下来。灾变过去之后,他虽不说重新创造,只说又有生物从别地方移来。这样,他就表示该地新生的生物和早先的生物没有什么关系。到他的学生和继承人时,索性把他的激变论改为每激变一次,上帝重新创造一次新生物的说法。显然这也是属于猜测,没有事实依据。但是21世纪的考古研究工作者普遍承认自地球出现生命以来有多多次的大灾难,恐龙的灭绝正是和上一次的冰川世纪大灾难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此看来,居维尔的想象不无道理。
在达尔文以前,即在18~19世纪之间,俄国产生过不少进化论者,有如18世纪的罗蒙诺索夫、卡维兹聂夫等,19世纪的赫尔岑、郭良尼诺夫、路里那等,他们都是当时俄罗斯生物进化论的卓越代表者,并且在以后的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和他们相同的观点和实验方法。
达尔文主义是英国资本主义兴盛起来时期的产物。英国很早就利用蒸汽机发展工业,生产提高了。并为了向海外找寻工业原料、商品市场,英国就积极地找寻新的殖民地。当时英国的“贝格尔”号军舰的周游世界就是为了这目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就在这情况下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资本主义同样侵入了农村,许多农民破产了,产生了大型的资本主义农场,畜牧业也发展起来了。为了满足工业发展中原料的要求,为了繁育和改良家畜,许多饲养和选种家就在这方面努力。不仅如此,整个自然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有了很大的成就。在19世纪上半叶,细胞的理论、胚胎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都有了巨大的成就。这一些社会的和科学的条件都为产生达尔文学说准备了条件。
达尔文(1809-1882年)是一个基督徒贵族家庭出身的一个进步学者。他求学很虚心,斗争很勇敢。但因为他不能完全摆脱《圣经》神创造世界的说法。他强烈地反对物种神造说,仿佛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不赞成别人称他无神论者,自己宁愿称为不可知论者;他是很钦佩马克思的工作的人,但他又不赞成马克思引述他的学说等等,都说明了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学说只是合理的解释了人们所看到的现象,是不完备的不完善的,所以他很谦虚。他的学说中含有一些缺点和错误,和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当时的时代能够系统的提出这样一套理论是很了不起的。
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主要是从实际考察得来的。以前,达尔文虽然爱好自然史,但他并不相信进化说,反而保存着神创论观点。在他乘了“贝格尔”号军舰作环球旅行时,在南美洲红黏土的沉积层中发见了动物的化石,看出和现今生存的犰狳、食蚁兽等很相像。事实叫他怀疑古代生物和现存的生物是有关系的。并且达尔文看到岛上的动物,特别是加拉巴哥斯群岛上的动物,各岛彼此之间虽不同,但和最靠近的大陆上的动物却相近似。这一类事实,使达尔文不能不反对神造说,相信进化说了。从此他转了方向,不再和神造说站在一起。
达尔文的进化说,简单地说:
(一)他首先肯定生物有变异性和遗传性。例如同一窝里孵出来的小鸟,各有微细的不同;从一只蝴蝶所产生的卵孵化出来的毛虫也是这样。如把普通的卷心菜(甘蓝)种在热带地方,长大起来会不包心;马如生活在养料缺乏、食料粗杂的山上,身体会变为矮小;把绵羊养在热带地方,数代以后,身上的毛就生得稀薄。这些差异和变异都是和生活条件的变化有关系的。达尔文说明生物的变异不但和无机的生活条件如温度等关系密切,而且亦和有机生活条件,即生物和生物之间的关系也极密切的。他说明红翘摇的花和土蜂极适应,花粉依靠土蜂传播,土蜂如衰落,红翘摇也衰落了。此外,如生活条件改变,生物的习性亦改变;使有的器官多使用,有的器官少使用或不使用,生物也会发生变化的。例如家鸭多走不飞,胫脚便比野鸭发达,翅膀则比野鸭退化。还有生物体的这部分和别部分之间有关系。例如长胫的鸟常有长项颈;长胫的兽常常面孔也很长(例如马)。生物不但有变异性,同时还有遗传性。它不但能把祖先的性状遗传于后代,也能把变化过的性状遗传到后代去。
(二)人工选择。达尔文认为生物虽会发生变异,但使变异向一定的方向累积起来,则须靠人工的选择作用。他认为块根块茎供食用的植物,会生巨大的块根块茎,叶供食用的植物能长出肥大的叶,花供观赏的植物能开美丽的花,都是许多年来人工选择的效果。赛跑的马跑得快,拉车的马能拉重物,乳牛能分泌出很多的牛奶,也是饲养和选择的效果。
(三)自然选择。人是有意志的,自然没有意志。人工选择有人的目的,即有利于自身时才起作用。达尔文看到海洋中有的小岛上的昆虫没有翅膀或翅膀很不发达,原因是由于岛上多风,能飞的昆虫常被吹到海里去,只有没有翅膀或翅膀不发达的适于生存。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就是最适合于环境的生物得到生存。
(四)达尔文在自然选择项下加了一条“生存竞争”。而且他特别强调种内竞争,认为过度繁殖引发生存竞争
达尔文观察生物的实际生活状况,获得了进化概念。但这状况只告诉他生物会变化,没告诉他如何发生变化的原因。于是他不得不借助于家养动物植物的观察,结果获得了生活条件改变则生物亦起变化,加上人工的选择作用,使变异有了一定方向的结论。他并把这一情形推论到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达尔文看出变异和环境即生活条件的变迁有关系,但他又人为地把变异分为不同的两类,给它们起了两个不同的名词。他把比较容易看出由于某种或某些条件有关联的变异,如生于寒地的动物毛茂密些,食料丰美则动物长得肥胖些,他叫它为一定变异;把关系和作用不明显的变异叫做不定变异。
达尔文的学说传播开去后,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即相反的主张,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达尔文主义的“新达尔文主义”;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米丘林学说。
德国的魏斯曼(1834-1914年)把选种作用推广到种质即生殖质上去,他主张种质永世不变的,它对生物体作独立的看,虽然生物体会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而种质却不受外界影响的。他反对物体在其生活过程中所获得的性质能够遗传的话。美国摩尔根主义和魏斯曼学说相联合起来,反达尔文主义色彩更加显著了。21世纪飞速发展的遗传学和DNA生命科学也无可否认的证实了不同种的物种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今达尔文进化论遭到更多生命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质疑。
苏联的米丘林真正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和发展了达尔文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发展了达尔文主义中正确的部分,批判了错误的部分,使它健康地发展起来。达尔文仅提出生物因生活条件的变迁而影响生物体起变化。米丘林的生物学,说明生物体和周围的环境是统一体,生物在活着的时候不断进行着代谢作用,生物身体构成的质料都是从体外吸收进来的,外界物质条件的变化必然会影响着代谢过程的进行,代谢作用的类型如发生变化,生物体也就发生变化了。这道理是非常明显的。
达尔文的时代仅仅观察家养动物植物的变异去解释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的变异,难免会有很多错谬和漏洞,【在1859年10月24日发表的《物种起源》以及以后的版本中,达尔文这样说道:“在本书的第一版中,以及在以后的几版中,我 曾把下面的话放在最显著的地位——即《绪论》的结尾处:“我相信‘自然选择’是变
异的最主要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手段。”这话并没有发生什么效果。根深柢固的误解力量是大的。”】从那之后大部分人就把进化论视为绝对的权威,只因为一些表面现象的逻辑解释的合理性就完全接受,殊不知这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的假设和推理的基础之上,很多地方都是达尔文科学的假设,并没有完全证实,人们狂热的抨击基督教和神创论,以至于达尔文自己也无力扭转这种错谬的思想,所以他说,“根深柢固的误解力量是大的”
其实,进化论不过是一种学说,不是一种事实。它是建造在主观的推理与猜测之上,及片断和无法得到连贯与确定的佐证上的一种理论。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用“假设”一字有三百六十余次,用“我们可以猜想”,这一类话有九百余次。事实上,他书中所讲述的很多假设已经被现代科学所否定,生物化学,生物考古学,地质学,以及遗传学和生命学的飞速发展突破了人们可以想象的空间,在生命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达尔文所处时代无法想像的,150后的今天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生命的奥秘远不是进化论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相对于生命系统的复杂和无限,进化论只触及到了她的皮毛,当时的人和以后一个多世纪的人奉达尔文的学说为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完全摒弃了以至于把他推向一个极端,让后时代的人都无法认识到一个科学严谨的的达尔文是多么的虚心和谦卑。面对神奇的自然界和茫茫宇宙深处的奥秘,人真的应该谦卑下来,虚心以求得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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